渔民新村的老房子，原本都是政策分配的红砖矮平房，统一样式，统一样高，一家老小都挤在二三十平方米里。日子久了，房子也开始“长高”：你攒一点砖，我借一点钱，再难也要为自己和家人挣个伸展的空间。
如今的村子，一眼望去，房子们早已脱离了最初整齐划一的样貌，有的两层，有的三层，外墙的瓷砖颜色也各异，有米白，有浅黄，也有岁月留下的灰黑。一家挨着一家，门对着窗，密得透不过风，也亲得离不开人。
彭木家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房子，是早些年咬着牙、问亲朋借了钱，才翻修起来的。门前那方不大的水泥地坪，被他用心地搭起了凉棚，那是老屋延伸出的肺叶，也是一家人的客厅。凉棚底下，摆着一张敦实的木沙发，沙发旁摞着几张褪色的塑料椅。沙发上方，一台老旧的吊扇正缓缓地转着——那是女儿家换新后淘汰下来的，他自己接了线，让它又活了过来。
七十一岁的彭木就坐在自家门前的凉棚下，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短袖衬衫，是那种老式、略有些宽松的工装款式。衬衫最上面一粒纽扣没扣，露出里面白色汗衫的边。
他皮肤是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古铜色，脸上皱纹很深，像被潮水反复冲刷过的滩涂。他眼睛不大，看人时目光很定，带着一种见过风浪后的淡然。
（彭木与他家门前搭建起来的凉棚/苏良宇摄）
01
水也沾，陆也沾
1966年的那个春天，
十一岁的彭木第一次有了“家”。
在这之前，他的家是黄埔古港江边的一间水棚。说是“家”，其实更像一个临时的庇护所——用杉木板钉起来的架子，顶上铺着防雨的油毡，偶有漏风漏雨，但好在也算是冬暖夏凉。
棚子就搭在江岸的泥滩上，涨潮时，浑浊的江水就在棚底木板下几寸的地方哗哗流过。
（渔民新村现存为数不多的木棚/任佳琳摄）
这片江岸，是历史上“疍家人”的族群世代停泊、搭建水棚的地方。
“疍家人”并非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明清以来对广东、福建等地水上居民的俗称。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以舟为室，浮家泛宅”，生老病死都不离江河。岸上的人看他们，是“艇家仔”；他们看岸，是一个熟悉又疏离的世界。
彭木一家的木棚、父亲摇的小艇、饭桌上的鱼和米，都带着这种水陆边缘的痕迹。
彭木这一代人，是夹缝里的。上一辈还在水上漂着，下一辈已经完全不认得木棚的样子了。
“我们不算疍家人吧，”谈起童年，彭木会这样斟酌着说，“家里有田，也住在水边棚里，算是……水也沾、陆也沾。”
他话里有些模糊，像是在划清一条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界线。或许对他而言，“疍家”意味着更纯粹的漂泊，而他的脚，有一半已踩在了泥滩上。
“半渔半农”，是当时这片水乡人最实在的活法。父亲天不亮就划着小艇出去，在珠江的河道里下网。母亲则在古港附近分得的几分薄田里忙活。鱼多的时候饭桌上见鱼，米不够的时候，一网手指长的小虾煮开，撒把盐，也能对付过一天。
“有田有地，有江有河，就饿不死。”彭木说这话时，眼睛望着门外，好像能看见五十多年前的那条江。
木棚里的日子，是嵌在潮汐里的。初一十五，大潮；初八廿三，小潮。父母不用看日历，听听水声就知道今天该去哪里下网。水乡的孩子，脚板从小就硬，光着脚在泥滩上跑，碎贝壳、石子，都不在话下。
“那个时候，有鞋子穿的人不多。”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磨得发白的塑料拖鞋，“现在？一个人十几双鞋，不稀奇。”
变化来得突然，又似乎理所当然。
“周总理说要让‘水上居民上岸定居’。”彭木记得很清楚，“说我们出过力，国家要给我们一个家。”
对许多像彭木奶奶那样在风浪里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来说，离开水面，心里是盼着的，可脚踩在实打实的土地上，又有些说不出的慌。有人刚上岸那会儿，走在平地上反倒觉得头晕，站不稳，说是“晕陆”。
政府在海珠区石基村的荔枝田中划了一块地，靠近新洲河，后来就叫“新洲渔民新村”。1966年，国家拨了款，一排排红砖平房就在田埂边盖了起来。房子只有个砖头框架，没门没窗，每户二十几平方米，国家收二百五十块钱。
（渔民新村航拍图/图源公众号“黑像素”）
“二百五，当时是笔大数。”彭木回忆说。这笔钱可以分期给村里的大队，很多人家一还就是十几年。但没人抱怨——能拥有一个固定的门牌号码，能用十几年年时间慢慢“赎”回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笔账，怎么算都值。
搬家那天，没什么仪式。几件破衣服，一床旧被褥，一口铁锅，就是全部家当。父亲推着板车，母亲牵着最小的弟弟，彭木跟在后头，走了二十分钟。
新家是一间狭长的平房，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一个空壳子——没有厨房，没有床，没有电灯，也没有水管，门槛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推开家门就是河岸。
二十多平方米，要装下祖孙三代九口人。实在挤不下，父亲就在屋里搭了个木阁楼，孩子睡上面，大人睡下面。阁楼很低，坐直了会碰头，但“总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住下来才知道，这房子怕台风。有一年遇上超大台风，江水灌进屋里，漫到腰那么深，“家里都能撑船了”。后来家家户户出门捡石头、拾砖块，一点点把屋基垫高，又自己砌了台阶，水浸才慢慢少了。夜里要点煤油灯，吃水要到河边一担一担挑回来。
那时的渔民新村，还是一片荒滩。房子四周是堤坝，坝上种着芭蕉，江风一吹，哗哗地响。古港那边的水棚也拆了，腾出的地方用来修河堤。
“有的住，就不错了。人的想法很简单，有饭吃，有屋住，就是好日子。”
新家安顿下来，彭木就去了村里的冯家祠小学读书。学校不远，每天走路上学。他认了字，会算数，小学几年很快就过去了。
02
晕船的人回了水上
1973年冬天，彭木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去海南岛，当炮兵。
选择当兵，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生计所迫。家里六兄弟，挤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屋里，“早吃早散，各自谋生”。当兵是条出路，也能给家里省口粮。
漂洋过海到了海南岛，他被分到机场守卫部队。任务是保卫机场跑道，防止敌机俯冲轰炸。
一个炮兵班十二个人，各司其职。他是四炮手，负责测算敌机的航路和速度。“这很关键的——航路算错一度，炮弹全部打空。”
1974年，西沙海战。机场的气氛骤然紧张，他们接到命令，进入一级战备。
幸而战火并未烧到他们所在的机场。二十多天后，战事结束，警报解除。
三年兵役期满，彭木退伍回到广州，安置办给了他两个选择：黄埔石油化工厂，或者广州海运局。
他选了后者。
“水边长大的，还是想回水上。”
但他没有告诉招工的人，他其实晕船。
第一次上的货轮，是条千吨的大家伙。船一出珠江口，浪就大了。他趴在船舷上，吐得昏天黑地，胆汁都吐出来了。他嘴里发苦，腿软得站不住。
水手长是个老江湖，笑他：“吐吧，吐够就不吐了。”
他信了，继续吐。可三天过去了，他还是吐。从广东到上海，七十多个小时，他几乎没吃东西，靠一点水吊着命。最难受的时候，他真想跳下去。
但活还得干。他是水手，要操舵。驾驶台里，大副看着海图下令：“左舵五。”他得忍着眩晕，把着方向盘，一点点转。
他很快发现，只要专注在航向上，晕眩感会轻一些。于是他把全部精神都放在那根指针上，左五度，右十度，回正……
船跑沿海航线，从广州到上海，到天津，到秦皇岛。他见识了中国海岸线的漫长与丰富。黄浦江的灯，天津港的雾，渤海湾的冰。但他最熟悉的，还是船舷外那片永远在晃动的水。
三年，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港口。晕船没好，但他学会了和它共存。就像水乡人习惯潮汐，他习惯了胃里的翻江倒海。
直到有一天，船在莲花山附近被撞了。不是大事故，但修船要半年。他忽然觉得，是时候上岸了。
通过关系，他和湛江一个想上船的同事对调，去了黄埔造船厂。人事科的人看他简历，说：“你在船上干过，起重班缺人，你去那儿吧。”
他点点头。这一次，他的脚下，终于是不会晃动的土地了。
03
船厂与香江
黄埔造船厂是华南最大的军工船厂之一。高墙，岗哨，进出门要查证件。车间里永远响着钢铁的撞击声，空气里是铁锈、机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
彭木被分到起重班。他的工作是在几十米高的塔吊上，用钢缆把几十吨重的船用主机、螺旋桨、舵机，像绣花一样，精准地吊进船体的腹腔。
这是技术活，更是胆量活。一根钢丝绳的断裂，一个手势的误判，都可能让下面的工人“碎得捡不起来”。他亲眼见过一次事故——一条新造的拖轮，缆绳崩回，当场打死一个人。
他提及此事，把头撇到一旁，沉默了许久。
从那以后，他每次上塔吊前，都要把钢缆一寸寸摸过去。起吊前，反复确认手势。下降时，慢一点，再慢一点。
“下面都是人。”他说，“你手里攥着的是命。”
（黄埔船厂和渔民新村隔江相望/任佳琳摄）
彭木是二级工，每月工资四十六块二。这在当时不算低。
村里的老渔工张伯有时来喝茶，说起自己带着老婆在深圳蛇口捕鱼，半年漂在海上，孩子丢给老母亲的日子，就摇头。
“食冇定时，瞓（睡）冇定时，一世日晒雨淋。鱼有就有，冇就冇，同你冇得比。”他呷口茶，看着彭木：“你一份工资，稳稳定定，顶我哋风里浪里搏命五六个人啦。”
这话彭木是认的。
“是比水上稳。”他说。可“稳”不代表“松快”。
他要养活一家四口——妻子在渔轮厂的鱼肝油车间打工，收入微薄；两个孩子陆续出生，张嘴就要吃。每月十号，那个装着四十六块二的信封是雷打不动的，但每一分钱该怎么花，心里那本账，月初就得算得清清楚楚。
妻子常说：“一份死工资，要掰开几瓣使。佢（他）负责栋梁，我负责瓦片。”
但他从不觉得苦，他觉得“比打鱼稳。”这份“稳”，让他心里踏实，腰板挺直。
他用攒下的钱，又找工友亲戚凑了凑，把老房子一层层加高。先是二楼，后来又盖了一层。房子像棵慢慢生长的树，跟着这个家的需要，一点点舒展开。
1996年，厂里要派彭木去香港，协助安装一个钢铁厂的大型设备。
香港那时还没回归。他办好通行证，坐上船，穿过伶仃洋。海面很宽，船走了好几个钟头。看到维多利亚港边那些密密麻麻的高楼时，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报纸里的“香江”——那么近，就在珠江口外面；又那么远，是另一个世界。他想起两个早年偷渡去香港做工的兄弟，“都在一个地方，但估计也见不上面。”
他在香港待了一年多。工作是吊装一个九十米高的大烟囱，钢壳上要喷上“黄埔造船厂制造”的字样。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前夜。他收工后，和几个工友走到九龙湾的码头上。人很多，都望着海。那一天，距离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五十五年。
入夜后，一支舰队驶进维多利亚港。是中国海军的舰艇。舰首挂着五星红旗，水兵穿着雪白的军服，在甲板上站得笔直。
海风很大。彭木眯着眼看。他认出了其中几艘的型号——037型，导弹艇，是黄埔厂造的。虽然不是他亲手吊装过的那几艘，但那种轮廓，他不会认错。
海风很大，吹得他眼睛发酸。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在这里，看着自己人造的船，开进这片曾经陌生的水域。
他没有哭，只是站了很久，直到舰队全部进港。
回厂后，厂里让他写了一篇短文，随后在厂报上刊登，还给了他八十块钱稿费。
04
最后一代记得木棚的人
2010年，彭木五十五岁，提前退休。
造船厂是特殊工种，可以早退。退休金不高，但够用。他每天早上散步去茶楼“饮茶”吃早饭，一盅两件，或者坐免费的地铁去菜市场买菜。下午他和街坊打打小麻将，输赢不过几十块。
孩子都大了，找到了工作。儿子在香港电信盈科的广州分公司上班，女儿嫁到了番禺。
“出去好啊，机会多，比守在渔村里强。”彭木说起这事，挺满意的。
孩子们不住村里，平时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侍弄着门前一小块地，种了鸡蛋果、辣椒、几棵葱。长势不算好，但他乐在其中。
2015年，彭木的两个孩子出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换了门窗，铺了地砖，也翻新了厨房。他们住着比以前舒服多了。偶尔周末一家人小聚，坐在凉棚下喝茶聊天，日子过得也算舒坦。
江边的渔船越来越少了。捕鱼又辛苦又赚不到几个钱，年轻人谁也不愿干这行。政策也紧了，出海要许可证，很多老渔民的船就荒在岸边，锈了，烂了，没人接手。
村子也老了。村口修了一片水泥地停车场，头顶一座高架桥横跨而过，粗大的桥柱把空地切割成几块，桥上车流不息，桥下却安安静静。
几座楼紧紧贴着，中间的缝隙窄得透不进多少光。外墙灰中泛黄，墙皮剥落，露出深浅不一的内墙。电线像藤蔓一样缠在外墙上，有的垂在半空。路面坑坑洼洼，积着浅浅的脏水。墙上贴满了租房广告、疏通下水道的电话，一层盖一层。墙角堆着破自行车、废纸箱。
偶尔有送外卖的电动车呼啸而过，车过去，一切又恢复沉寂。
（新化快速路高架桥横跨在渔村上方/任佳琳摄）
年轻人出去打工，不肯回来。房子空了许多，只有老人聚在凉棚下，用本地话聊天。偶尔下午能凑齐几桌牌搭子，他们就在立交桥的阴影里，摆上一个破旧的柜子当牌桌，几个人围坐着打扑克。
他们出牌的动作很慢，摸一张，看半天，手指在牌面上摩挲着，再缓缓地打出去。旁边常站着一两个背着手看的，也不出声，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一看能看一个下午。
彭木他有时会走到古港那边，看看以前木棚的位置。现在那里是政府建的“古港景区”，沿江修了平整的石板路和木栈道，种了整齐的花木。原来的泥滩、木桩和摇晃的棚屋，早已了无痕迹。
游人来来往往，在修缮一新的祠堂和纪念馆前拍照，在挂着霓虹招牌的店里买姜撞奶、鱼皮饺和包装精美的“手信”。
但他记得的，还是那条满是泥滩的、泛着腥气的江岸，木棚一家连着一家，炊烟从油毡缝里钻出来，歪歪扭扭地升上去。
他可能是广州最后一代
还记得木棚长什么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