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新型攀比，正悄然在人群中滋生蔓延。

01 从《创业史》看攀比的文化根性

耗时一月，我逐字读完了柳青的《创业史》。这部成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以陕西渭河平原为背景，细腻描摹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民群体，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中，挣脱命运枷锁、艰难开拓生路的壮阔图景。

作为一部烙刻着鲜明时代印记的乡土小说，书中那些裹挟着泥土气息的人物形象，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鸿沟，却总能与我记忆中老家的乡邻们奇妙重叠。这个发现让我心生感慨：无论是过去七十余年，还是追溯至更为悠远的岁月，攀比之风似乎从未消散，早已悄然沉淀为我们民族文化深处的一种根性。

翻阅全书便会发现，诸多情节的推进、矛盾的激化，皆源于那些看似琐碎的攀比——人与人之间的暗自较劲，集体与集体之间的不甘落后。可以说，无论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这份由欲望催生的攀比，始终是世间无数悲欢故事的源头，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与言说。

02 乡土记忆里的恶意攀比循环

在农村生活的近二十年间，我始终对攀比之风心存厌恶。二十年前的乡村，张家添置一台彩色电视，送货的面包车刚停在门口，全村人便会纷纷探出头来，扎堆站在自家门口张望。

从最初的惊讶好奇，到渐渐心生羡慕，最终演变为难以掩饰的嫉妒——这份心理转变完成后，众人的目光便从那台价值几千元的电视，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买电视的家庭本身。他们为何要急于买大彩电？究竟花了多少钱？资金来路是否正当？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添置其他大件？

这些漫天飞舞的疑问，很快在村民间滋生出两种极端心态：一种是“他家能买，我家也不能落后”的跟风攀比，另一种是“我买不起，便断定他钱来路不正”的恶意揣测。前者催生无休止的物质竞赛，后者则制造流言蜚语，污染乡村风气。

在这种充满恶意的氛围中，庄稼人间的攀比愈演愈烈：你买电视，我就买摩托；你添摩托，他就换汽车……最终，攀比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连婚嫁彩礼也未能幸免。你家嫁女要八万，我家就涨到十万，他家更是狮子大开口要二十万——女性被异化为攀比的筹码，男性则为高额彩礼背负沉重的经济枷锁。

此次重读《创业史》，看到书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无处不在的攀比与暗斗，童年记忆里那些令人窒息的场景，便透过文字再度鲜活起来。原来数十年过去，以“发展”为名、行“攀比”之实的隐性竞赛，从未真正停歇。

03 梁生宝的“精神攀比”：超越狭隘的价值追求

也正因如此，主人公梁生宝的形象才显得愈发珍贵。这个人物的塑造，彻底打破了我对“攀比”的狭隘认知。

梁生宝，一个识字不多的普通庄稼人，从民兵队长到互助组长，再到灯塔社主任，一步步脚踏实地向上走。说他毫无向上的攀比之心，显然不切实际。但与父亲梁三老汉、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世杰，以及蛤蟆滩上众多普通庄稼人不同，他没有被“自发思想”裹挟，没有将攀比的坐标局限在个人财富积累与家族荣耀的狭隘框架内。

他的“向上”，是一种更开阔、更具超越性的精神攀比。和那个时代的少数先行者一样，他心怀崇高的价值追求，始终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正是这份超越小我、奔赴大我的追求，支撑着我们民族在艰难岁月中，完成了诸多了不起的跨越。

合上书页，我陷入深深思索：在物质条件愈发丰裕的今天，像梁生宝这样兼具理想情怀与实干精神的人，还剩多少？我们对“落后”的恐惧，并未随经济发展减弱，反而愈发强烈。

我们害怕不如亲戚过得富足，不如发小事业顺遂，不如同事生活体面……这份因恐惧落后而生的赶超欲，将我们卷入一场又一场无意义的内卷，最终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人啊，总是欲壑难填——有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想成仙，这份永无止境的欲望，究竟何时才能尘埃落定？

04 向内观照：新型攀比背后的价值革命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人已从这场物质攀比的迷局中醒悟。这两年，更多人不再执着于向外追逐他人的脚步，而是开始向内观照自我，从“我要努力追上别人”的焦虑，转向“我要让自己活得自洽”的从容。

于是我们看到，盲目“鸡娃”的父母渐渐减少，更多人开始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起顿顿点外卖，自带午餐成为职场人的新选择；追求奢侈消费的人少了，坚持运动、打磨身心的人多了；花高价打卡网红景区的热潮退去，免费徒步、亲近自然的路线愈发受欢迎……

从本质上看，大家依旧在“比”，但攀比的方向与对象已然改变。这种新型攀比，褪去了物质的浮躁，多了精神的沉淀；摆脱了他人的桎梏，聚焦自我的成长。

短期来看，这种“佛性比较”或许会让社会发展节奏有所放缓，但跳出物质增长的单一维度便会发现，它正为我们提供更为多元的价值选择。最终，这场新型攀比必将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价值革命，让我们、我们的后代，乃至整个民族，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迈出坚实而了不起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