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浪漫化的技术进步:这次不一样吗?
日期:2026-11-16 17:21:22 / 人气:21
现代人说起技术进步,语气里总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乐观。从硅谷到中关村,从达沃斯到乌镇,"创新""颠覆""指数级增长"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词。AI被描绘成万能钥匙——医疗诊断、气候变化、教育公平、经济增长,似乎没有它解不开的题。连长期唱空全球经济的"末日博士"鲁比尼,都把AI危险写进2022年的著作里,现在却认为AI能让美国经济在2050年实现10%的增长,被媒体改叫"繁荣博士"。
但这种乐观,建立在对历史的系统性遗忘之上。
一、技术陷阱:进步迟到了几千年
牛津经济史学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在《技术陷阱》里提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更早发生?
从古希腊的安提基特拉机械到古罗马水力磨坊,从达·芬奇的超前发明到中世纪风车,人类技术创新从未匮乏。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750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几乎为零。两千年文明史,技术层面并非空白,经济增长却陷入长久停滞。
传统解释诉诸"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带来粮食增产,人口随之增长,人均产出回到原点。弗雷指出这并非全部。更关键的原因是,世界陷入了"技术陷阱":统治者害怕取代劳动力的技术破坏社会稳定,系统性限制创新。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因担心失业拒绝省力运输机械;158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授织袜机专利;中国行会势力强大,1876年上海拟建蒸汽棉纺厂即在反对下落空,工业化比英国晚了约两百年。
所有人都知道有更好的技术,但没人敢推广——因为推广会引发反抗,反抗威胁所有人的利益。技术创新被"政治性地"抑制了数千年。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英国?核心答案: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机械化中获利的人同时拥有政治权力。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积累了流动财富,商人形成新工业阶级,议会改革削弱土地贵族,工厂主利益主导政策。当替代型技术的受益者恰好是政治决策者,卢德主义者的暴动被军队镇压,机械化不再受阻。英国率先走出技术陷阱,代价是"恩格斯停顿"。
二、恩格斯停顿:三代人的沉默
1780年至1840年的英国,工人人均产出增长46%,实际周薪仅上升12%。资本利润份额持续扩张,劳动收入占比长期承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街头目睹的贫民窟、童工、平均寿命三十岁出头,就是这段历史的注脚。
蒸汽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但技术是"替代型"的——机器取代了需要多年学徒期的手工技艺,将复杂工匠工作分解为普通工人甚至童工能完成的简单步骤。早期工厂大量使用儿童和未婚妇女,之前的手工业工匠几乎必然是成年男性,这反映了手艺所需的多年学徒期和严格性别规范。
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事后看大幅提高了人类生活水平,但有三代人(约60到75年)在这段时期遭受损失。2025年诺奖得主乔尔·莫基尔的研究颠覆了刻板印象:卢德主义者不是"反技术的暴民",他们反对的是夺走生计、摧毁手艺的具体机器。砸机器是面临失业的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反应。
"恩格斯停顿"的终结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制度斗争的产物。19世纪中后期,英国逐步建立工会集体谈判、工厂法、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宪章运动推动政治民主化,工会合法化赋予集体议价能力。工资追赶生产率,从来不是技术自发演进的结果,而是权力博弈的产物。
三、大萧条悖论:效率最高峰,民生最低谷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主流叙事是经济停滞与苦难。但经济史学者亚历山大·菲尔德2003年发表重磅论文,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1929到1941年,美国全社会劳动总工时几乎没变,私人资本总量几乎没新增,但最终实际产出提高了33%至40%。多出来的增长只能来自技术改良、管理优化和基建红利——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2.78%,高于战后"黄金时代"的2.36%。
企业研发逆势扩张,制造业研发人员增长近160%。胡佛水坝、金门大桥、全国隧道同步落地,新政基建带来物流革命。泰勒科学管理全面普及,电力内燃机渗透全链条。第二次技术革命转化为工业革命。
然而现实是:1932年失业率25%,1939年仍17%,1941年仍接近10%。一边是TFP持续高速增长,另一边是千万劳动者失业贫困。生产率飞升与大规模失业在同一时空并存——经济效率最高峰,可以与民生苦难最低谷同时出现。评价经济周期,不能只看GDP或生产效率,必须把普通人的生活条件纳入考量。
四、权力与进步: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
2024年诺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在《权力与进步》中,打破技术决定论共识。主流叙事默认"技术创新→TFP上升→总财富增加→工资普遍上涨"的自动传导链。本书否定这条"自动滴漏机制",指出技术发展方向由社会权力结构决定。中世纪水力磨坊大幅提升粮食加工生产率,但技术所有权被贵族教会垄断,农民失去手工研磨谋生渠道,千余年实际收入几乎无增长。
战后"黄金时代"(1940—1970)是人类罕见"TFP与工资同步增长"阶段。核心不是技术更友好,而是权力制衡完整:强工会、反垄断法案、高额累进税、普及公立高教、劳动保护立法共同约束企业。1970年后,工会弱化、反垄断放松、资本话语权提升。美国自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小时薪酬的八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行,出现持续至今的生产率与工资脱钩。阿西莫格鲁今年8月新著《自由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延续了这一讨论。
"大逆转"不是技术转向,是权力结构转向。当资本重新获得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技术自然向"替代劳动"方向发展——因为这对资本最有利。
五、结语:这次不一样吗?
技术本身不会决定人类命运。决定命运的是人类围绕技术所做的制度选择。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第一波红利几乎总是流向资本所有者;普通劳动者往往在数十年间承受技能贬值、工资停滞和社区瓦解的代价。工资追赶生产率,从来不是技术自发的结果,而是制度斗争的产物。只有当技术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同步推进时,技术红利才能转化为全民福祉。
AI时代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建立的不是对技术的盲目信仰,而是对历史的清醒记忆。

作者:风暴注册登录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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