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青椒”同事告诉我，他又被拒稿了。
我一点不奇怪。不是他论文写得不好，而是我知道，不是论文写得好就可以发表的。
他讨论了公司法上一条准司法解释的失误，然后刨根问底，揭示出失误的根源其实与学界对公司法的主流解释密不可分。这是个好话题，有纵深，跨越理论和实践。
他含蓄地表示，要深刻理解公司法，就不能只从现成的概念和教义起步，而应回溯至最底层，从公司法的第一性原理出发；否则，应对常规案件还可以，一遇到疑难案件就搞不定了。至此，论域已悄然延伸到了方法论的元层级。
公司法的第一性原理，简单说就是两句话：公司是一组合约的格局，有限责任是一种风险交易。两句话都很简单，但眼下的确不是主流，以第一性原理为起点的中文学术讨论十分罕见。老实说，“青椒”同事的论文，不是论点错了，而是它跑到了主流的对立面。这就很棘手了。
可是为什么棘手呢？不是说学术发表的宗旨就是鼓励创新吗？我只能说，趋势如此，但并不必然如此，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最大的障碍是——
由谁来认定你那个反主流的论点可以站得住脚？
编辑读过论文后，要决定是否送同行专家评审。一篇反主流的论文，起码要过两道生死关——首先要争取到送审机会，然后要获得同行专家认可。连过两道生死关而存活下来的概率，其实并不高。毕竟评审人大多身在主流。这倒不是说，随波逐流的文章就更容易发表，多半更难，原因以后我有机会另说。
主流不见得正确，但很稳，它塑造了当下学术交流的稳态，反主流则是在搅动稳态，需要额外的力量，但正确并不天然具有搅动稳态的力量；恰恰相反，正确常常是孤独而脆弱的，随时可能被主流淹没，脱颖而出是个杀出重围的过程。
如果说学术发表的难度有十层楼高，那么观点正确，至多算是迈上了第一个台阶，离楼顶还远着呢。好消息是，时间站在正确一方，错误与时间为敌；但坏消息是，分出正确和错误所需要的时间，却可能漫长到让你绝望。
对于“青椒”同事，我讲这番道理算是个安慰。但我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十分扎心——我说，这篇论文倘由我来写，发表概率就会高得多。不为别的，就因为“我是老手，你是‘青椒’”。
2
电影《一代宗师》里，叶问有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功夫就是一横一竖，赢了的站着，输了的趴下。”
叶问说这话，表面是在炫耀实力，其实更是在炫耀他所处的那个领域——功夫。输赢一望而知，信号清晰，对比鲜明。不管你是南拳还是北腿，你是“降龙十八掌”还是“闪电五连鞭”，打一场就见分晓，擂台无谎言。正因为输赢做不得假，炫耀领域反而进一步衬托了他的地位货真价实——能在这样的领域里混成“一代宗师”，那含金量就是杠杠的，不容置疑。
竞技体育用一系列规则把胜负输赢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球类和田径没有平局，秒表和皮尺会告诉你结果，分毫不差。而体操、跳水或花样滑冰就不那么显性了，要靠裁判打分，主观因素没办法完全屏蔽；但水平高低，到底是可以观察的。
“去主观”和“可观察”十分重要。一个领域的评价标准只要做到这两条，就会形成良性循环，输赢对错的结果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没有耍赖的空间。科学之所以能够在各种文化类型中一枝独秀，就是因为它做到了去主观和可观察。
科学是怎么做到的？
靠一套规则，一套和竞技体育极为相似的规则。这套规则的核心是让实验结果说话，让测量数据说话，而不是让权威说话。它把“对错”交给了一个谁也无法收买的裁判——可重复的事实。实验和测量必须是可重复的。张三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李四照着再做一遍，会有同样的结果；张三测量的数据，李四在同样条件下去测量，会得到同样的数据。
解释这些结果和数据，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这就是假说。所有科学理论都始于假说，且在严格意义上始终是假说，永远保留被证伪的可能。假说的功能有二：解释已知的现象，预测未知的现象。两者统一于知识压缩，最终是以最小的信息代价压缩最大的现象集合。压缩就会让你感觉“爽”——就是那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爽”，“爽感”就是理解。在终极意义上，理解也许只是个幻觉，但它却是能被自然选择狠狠奖励的幻觉。
如果预测与观察持续吻合，假说就可以暂时被接受为正确的科学理论。
科学是诚实的。它不承诺包打天下，它承认自己有边界，没有边界的理论进不了科学的赛场。科学也是开放的。它允许提出不同的假说，欢迎竞争和挑战。挑战者赢了，旧理论让位于新假说；挑战者输了，旧理论获得一次卫冕。由此，科学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可演化、可积累、可迭代的知识体系。
不同理论/假说之间的竞争，胜负标准是什么？
一是看解释力，如果新假说能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反常，则新假说取胜。二是看简洁性，如果新假说能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全部现象，但却用了更少的假设、更简单的结构，则新假说仅靠简洁就可以取胜。
把两个标准合在一起，就是性价比，知识要看性价比；再往深里看一层，还是压缩。理论是一个认知工具，把无限多的现象压缩进一个信息量极少的表达框架。压缩得越好，理论质量越高，理论本身也越智能。
与上述标准相关，“干净”是对理论质量的直觉描述。好的理论往往是干净的，不拖泥带水，没有补丁，一以贯之。理论就像故事，好理论相当于流畅的故事，没有突兀，不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按照公司法的主流理论叙事，有限责任的功能是平衡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但如果你足够敏锐，就会立刻发觉，这个故事开篇就讲砸了，因为程咬金在第一幕就杀出来了。
关键在于“平衡”二字，它隐含地将当事人（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作为平衡的对象，而平衡的主体，则只可能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代表法律）。这个故事默认了一个前提：有限责任出自某个天才的设计，而不是自生自发交易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它很突兀，而且开篇就很突兀。
但若追溯至公司法的第一性原理，有限责任的理论叙事就立刻流畅了。有限责任不过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一种风险交易，股东将一部分经营风险转让给债权人，债权人从股东那里获得相应的对价；这个交易模式一旦沉淀，把有限责任规定为法律就不是创造而只是描述。这个故事要流畅得多，因为风险交易古已有之，有限责任只是古老风险交易的变形，它没有节外生枝，也不需要天才的设计，它是市场自生自发的交易秩序的一个部分。
3
“青椒”同事的论文，以公司法第一性原理为起点，无疑是个优势，但只是理论叙事的优势，而不是论文发表的优势。
为什么？
论证负担太高了。论证是个说服的过程，让别人（尤其是编辑和审稿人）接受一个陌生的论点，这个任务很艰巨。而面对陌生，人们的认知驱动力既可能变强，也可能变弱，甚至可能彻底关闭。所以，作者要发表论文的第一步，就是让编辑和审稿人有足够动机把文章读下去。
不要小看这一步，这一步踩空就没有下文了，而顺利迈过这一步，则需要强大的技巧。开头要有个钩子，问题要有分量，但表达要轻盈，这样的钩子才吸引人。先不要考虑谋篇布局，先写，写完再优化布局不迟。说理要耐心，要做到层层剥茧，徐徐推进，娓娓道来。千万不要在任何地方打马虎眼，千万不要试图靠引经据典、用晦涩的行话或高大上的术语唬住审稿人。
耐心是王道，当你缺乏耐心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审稿人不会比你更耐心。他不会仔细琢磨你每句话的微言大义，他留给你每句话的平均时间预算不到一秒钟。
发表反主流的学术观点，还要做到关键一步，就是主动提供可连通主流的知识接口。外星人的学术论文很难在地球期刊上发表——即使他们的科技遥遥领先——因为他们很可能找不到与地球人交流的知识接口。
你不是外星人，你只是反主流，你能找到和主流共享的知识前提——这就是接口。
但最严肃的挑战来了，如果你决定从与主流共享的前提出发，那就意味着你的起点比别人更深，你讲的故事比别人更长，但你的篇幅是有限的，和别人一样，最多能写25000字。
那你该怎么办？
别忘了，你之所以敢于挑战主流，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理论叙事优于主流，你相信它更高效，更干净，因此你理应用更短的篇幅讲出更完整、更漂亮的故事。如果你连这个信心都没有，那还反什么主流，洗洗睡吧。
“青椒”同事的论文，依我看，没有输在内容上，而是输在了表达上。他没有设计钩子，没有明确靶子，也没有提供知识接口。
文章开篇就连续输出了几段信息密集的文字，这相当于把审稿人拽进了泥潭，等读到第二部分时，审稿人已经不记得第一部分说了些什么了。作者没有明确主流是他批评的靶子，没有明确自己的挑战者身份，他在叙事姿态上选择了妥协，还偶尔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主流的一员。这么做并不讨好，反成了下意识露怯的线索。审稿人多精明啊，很快就发现他不是自己人，要么是个潜伏的敌人，要么是个背叛的朋友，要么是个模棱两可的骑墙派，这三种人都比正大光明的挑战者更难以容忍。
作者没有机会去跟审稿人讲道理，但也没理由怨天尤人。任何辩论都不能无休无止，他应该提前想到所有的质疑，在两万字的篇幅内布置积极的防御。
4
叶问不需要讲道理，他用拳头说话。教父柯里昂嘴上说“凡事要讲道理”，但他最终还是用枪说话。
伽利略必须讲道理，他说“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冲撞了权威——亚里士多德。他诉诸归谬法的论证相当精彩，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被他说服。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头脑清醒的，且原本清醒的头脑也可被一些东西随时冲昏。
伽利略不怕，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实验。实验从来就有，但伽利略改写了游戏规则，他让实验说话，让实验做裁判。传说他在比萨斜塔上同时扔下了两个铁球，结果就不言而喻了。这件事真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服气的人可以自己做个同样的实验。
没有规则不知道输赢，没有标准不知道对错，也不知道优劣，所以“世有伯乐，然有千里马”，千里马无力自证，只能靠伯乐背书。韩愈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千里马集合远大伯乐集合，但获得认证的千里马集合却不超过伯乐的认证集合。坦率地说，我至今怀疑韩愈是不是搞错了，规则可以取代伯乐啊，是不是千里马，“拉出来溜溜”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当游戏规则被定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只需赢下比赛而已。
牛顿和爱因斯坦都要感谢伽利略。哈雷彗星真的回来了；天王星轨道异常是因为它外面的确还有颗未知的行星；水星轨道异常但它里面确实没有其他的行星；星光掠过太阳会拐弯的现象在日食发生时刻就能观测到；原子弹的确炸了。普通人也许理解不了牛顿，更理解不了爱因斯坦，但他们能够理解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
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比如文学、绘画、雕塑、作曲等等，就没有如此过硬的手段。你怎么比较八大山人和毕加索？怎么比较莫扎特和贝多芬、李白和杜甫、《醉翁亭记》和《前赤壁赋》？你也许会说，这是诡辩——科学界也没法比较薛定谔和麦克斯韦。
其实不是诡辩。薛定谔和麦克斯韦都用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用修辞和雄辩赢下了他们各自的赛场，他们的手段都很硬。但是，你要论证李白的诗比我写得好，你就没有很硬的手段，你没有理论，没有事实和数据，你只能调用一批形容词。
倘以评价标准的硬度而论，法学介于科学和文学艺术之间。法学可以靠逻辑，但文学艺术不能；科学可以靠实验，但法学不能。（注意，这里不能援引霍姆斯那句关于法律生命力的名言来反驳我，否则你就和绝大多数引用者一样搞错了场合）
法律决策的后果不会立刻呈现。案子判错了，天塌不下来，当事人咽下委屈，社会照常运转。虽说错误难以坚持——因为成本会将其逼到正确的轨道——但这需要时间。时间不等人，一个错误的法律决策可能延续几十年，而那时，“青椒”早已“失青”。
不过，“青椒”同事的论文，却不是毫无证据。他收集了援引那条准司法解释的上百个案例，结果发现，竟无一个案子把那条准司法解释当作独立的判决依据——也就是说，法官们在用它，却又总去寻找别的理由来垫底。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而耐人寻味的现象，恰好能被他的理论解释得干净利索。
尽管耐人寻味不是实锤，但在法律这个行业，能有多少实锤呢？能找到软锤就很不错了。软锤也值得珍惜，应该把它供起来，放在论文的开篇，当作钩子，因为耐人寻味本身隐含了谜题（a puzzle）。而我的“青椒”同事，居然把这么难得的东西放在了文章的脚注里——
他居然指望审稿人会读他的脚注！
5
我年轻时练过一阵子书法，同事兼领导张主任毛遂自荐，要做我的指导老师。张主任确实写得一手好字，起码他会“耍手腕”——写字时腕关节比我灵活得多，这是肉眼可见的差距。他建议我从楷书学起，强烈推荐颜真卿。
但我不喜欢楷书，更不喜欢颜氏楷书，我甚至觉得颜帖有点丑。张主任叫好，那是人云亦云，甚至迫不得已——你质疑颜真卿，别人就会质疑你。就像我，为了掩盖自己诗盲本色，不也一直憋着嘛，哪敢当众说过李白半个不字，尽管我内心并不觉得李诗写得有多好，起码和杜诗不在一个档次。并称“李杜”就像并称“颜筋柳骨”一样，都是前者碰瓷。
不过样子总还是要装一下的。把颜帖铺好当摆设，然后就目不斜视地开始随意发挥了。只不过，心里憋着的一口气总要通过恶作剧发泄出来。
那天，我在纸上写了一堆字，个个满意，但留了三个空。随后，我在空里填了三个字：土、九、石。这三个字是我用双钩填墨法逼真复制的颜帖字形，之所以被塞进来鱼目混珠，是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是颜帖中最丑的，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丑，除非被颜真卿的名头唬住而口是心非。
张主任刚到办公室酒气未消，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整张字拿给他过目，然后坐等他的难堪时刻。谁料，他只扫了一眼，就夸我“进步很快”，还特意指出其中有三个字写得特别好：土、九、石。
恶作剧失败了。
事后我问张主任：“你凭什么看出那三个字写得好？”张主任觉得我的提问很奇怪，只随便敷衍了一句说：“I know it when I see it.”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听懂这句话的内涵：你的迷惑在人家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那时我读到了一个案例，斯图尔特大法官在讲解如何认定淫秽时，说了同样一句话：“我看一眼就知道。”
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证据说话的，也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讲逻辑的。
权威就是权威。
在缺乏硬标准的领域里，传统、教条、信念、通说之类的东西就会顶上来当裁判。难怪波斯纳说，法学有点像神学，都崇尚血统、门第和权威。
6
写作是一门很深的技艺，比写字深得多。
据我瞎猜，AI的数学水平不难追平甚至超过全球顶尖的数学家，但AI的文笔，眼下只是及格水平，要超过人类的写作高手，恐怕要等到我死之后。
从去年冬天开始，不同期刊发给我审稿的论文就起了变化，绝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AI代笔痕迹，只有八分之一的论文坚持纯粹的“古法手搓”。不要问我是怎么区分古法手搓和AI代笔的，因为——我看一眼就知道。
我不反对AI代笔。相反，我认为，争取AI的高效协助已经不再是个选择了，而是“青椒”必备的基本功。作为一位宽容的、讲道理的审稿人，我绝不会因为AI代笔而低估论文的质量。我通常只会提一些修改意见，非毙不可的话，我会陈述一大堆理由，讲清楚为什么论文无法修改——修改近乎重写，但这些理由统统与AI代笔无关。
但是，如果“青椒”写论文过度依赖AI代笔，却要付出隐蔽的代价，代价就是你失去了以自己的文笔来认证自己智力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好文笔是昂贵的信号，它像是孔雀的尾巴。“好文笔”和“高智力”是高度相关的。智力高低隔着屏幕很难分辨，但文笔好坏是一望而知的。好文笔会让审稿人感觉——“这是聪明人写的，我得好好看。”只要审稿人有兴趣从头读到尾，他毙掉你论文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好文笔还会让人愉悦，审稿人可能一口气读完，而不至于硬着头皮读一段就得喘口气、喝杯水甚至歇一会儿。你替审稿人省下的每一分钟，都是你替自己挣下的善意。
文笔之好坏事关论文之生死。
在缺少醒目证据的地方，文笔就悄悄顶替了证据的位置。文笔是个门面，门面不等于货色，但在买家拆包之前，只能看门面。硬核看数学，软核看文笔。文笔是你的第二张脸。过去，法学论文以文献注释为装饰，现在AI让这些装饰贬值了（最近的AI爬虫能把中英文文献都抠得分毫不差），文笔的行情因此继续看涨。
从纯粹实用主义角度看，孔雀开屏和瞪羚跳高都是无意义的能量消耗。但其实不然，雄孔雀不开屏，雌孔雀就没办法认证它的基因优良；瞪羚不跳高，猎豹就倾向于认定它是最容易被捕获的猎物。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古人的书法水平比现代人高，苦练十年不是无意义的时间消耗，书法是门面，它是昂贵的信号。书法是古代文人的第二张脸。
在古代，比拼智力的正式赛场是经史文章。但要在正式赛场上决出胜负耗时很久，因此要设置一些预赛场——诗词和散文。读完一篇散文只需几分钟，读完一首诗词则可以秒计。诗词就是戏剧学院排练的小品。认证你智力所需要的时间越短，承认你智力的人群就越大。脱颖而出是一场生死时速。
苏轼仅靠其经史文章就已经稳稳取胜，为何他还要写出那么多诗词和散文？因为他要破圈，而外行没有时间、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阅读他那些晦涩的经史文章。在那个时代，“诗文双绝”是顶尖文人的标配。甚至，武将要想秀脑子，也得作诗。
那么，苏轼为什么还要练书法呢？因为书法的认证以毫秒计，看一眼就知道。写字能认证什么？认证你的耐心、你的审美、你的品味、你的修养，还有你的手眼协调度。写字能认证智力吗？不好说，我没有结论，但我有观察。
我认识许多写字漂亮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智力都在中人以上；我也暗自认定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没人能写出一手好字。“江湖体”缺的不是手眼协调，缺的是脑子。我的经验尚且如此，古人的经验肯定比我深。在那个文人都得练字的年代，书法水平和智力水平的相关性可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也许是错觉，但普遍的错觉同样抬高书法的价值。
对于认证智力而言，书法的效果远不及文笔，但书法的优势是它能把认证时间降低两个数量级。
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全社会智力精英的角逐场是很狭小的，一个分赛场或预赛场都足以让无数聪明人趋之若鹜。书法的繁荣和诗词的繁荣一样，都是卷出来的。
我没法想象苏轼写一手丑字——凭什么呀？你的诗词歌赋、经史文章、琴（棋）书画都达到了时代的巅峰，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卷王”，你有什么理由不把字练好？你以为你是谁？别人的期待是你的绳索。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得演好自己的角色。下棋你可以输，但书法你输不得。
当印刷术替代了书法的工具功能，科学分流了智力赛场，从而削弱了书法的认证功能之后，书法就蜕变成了专门的技艺。写一手丑字不再是耻辱，甚至诗盲也可以破罐子破摔。
7
老子比孔子年长二十岁左右，孔子见老子这件事，虽然见诸好几个文献，但我一直怀疑它是后人虚构的故事，因为人们希望他俩见次面，否则就不仅是人际交往的缺憾，而且是历史的缺憾，历史少了一场那个时代该有的巅峰对话。
但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老子写下《道德经》，讲述了许多跨时代、跨学科的非凡智慧，其中一条堪称卓越——“伟大不能被设计”。这个思想在后世的历史哲学、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计算机科学、复杂性科学等多个领域被论证了无数次，但老子当仁不让，他是首创：“圣人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但思想再伟大，也离不开传播。传播是很难的，老子没有直播间，也不太喜欢走动。《道德经》面临着严峻的传播障碍。当他在竹简上写完五千字之后——他给谁看？谁能看懂他？看懂他的人又讲给谁听？要知道，周围几乎所有人对老子的思想都是天然免疫的，他传不出去。
《道德经》传下来简直是个奇迹。老子的写作不是交流，而是独语，他没有努力让人去理解他，他还硬造了一大堆没人会用的生僻词汇。绝大多数句子都写得云山雾罩，不讲究谋篇布局，逻辑（如果有的话）也是碎片化的。开篇没有钩子，只有当头一棒。
老子的成功依赖二次传播，依赖后世两千年智力金字塔顶尖的一些人为他背书、替他注释。老子没写明白的地方，后人替他写明白了。正是一代代聪明人的强力背书和精心注释，强力传播了老子的思想，还让他变得不容置疑——你怀疑老子，别人就会怀疑你。
但这是后话。在《道德经》成书后的那一段时间，它是脆弱的，生死悬于一线。如果那段时间传不出去，不朽的经典就被埋没了，再无出头之日。在那个关键时刻，他需要一个力量的加持，为他认证，为他背书。凑巧的是，这个力量果真就出现了，有人送上门来了；而孔子，自然就成了当时拥有力量的不二人选。
孔子说，老子很厉害，他像一条龙。你也许不理解《道德经》，但你知道龙的比喻非同寻常，这是个信号。信号是孔子释放的，而孔子是你能大概能理解、因此已经付出了信任的人。然后，经过孔子，你记住了老子，告诉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要去努力理解他。
这就是我现在愿意相信的故事。
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提醒“青椒”：写作是交流，而不是独语。每一句话都要让审稿人很容易读懂，最好是秒懂。写作时，你要一边思考自己要说什么，一边考虑读者会想什么，不断换位思考。怎样分配精力呢？是四六开还是三七开？我的建议是九五五开。你要用95%的精力去关注读者，只将剩余5%的精力用于自己的思考。因为思考太容易了，难的是表达。
老子是老子，你是你，老子是你学不来的。电影《天下无贼》里刘德华有句台词：“不是我喝你就可以喝的。”这句台词可以用在很多场合。
假如你拎着一只马桶，跑进艺术品参展会，然后说这是个作品，它的名字叫作《泉》，那么等待你的，不会是掌声，而是保安。因为你不是杜尚。
我留给“青椒”同事的最后一句话——“我是老手，你是‘青椒’”——不是炫耀，而是诚实。我这么说没有一点洋洋自得，因为“青椒”同事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学生。这篇短文是师生之间的真实对话。
同一篇稿子，我投出去，不愁送审的机会，第一道关口不是关口，只是一扇门，而且门对我还是虚掩着的。即使在审稿人那里碰了钉子，编辑多半还会替我犹豫一下，要不要再换个人看看。编辑相信，反主流的观点一定是我深思熟虑的，我不会为了多发一篇论文而故意唱反调。更何况，就算我错了，编辑和期刊也没什么负担；错误总是难免的，争鸣自有其价值，我踩过的坑可以替后来人标出“此路不通”。
但你作为“青椒”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你要是错了，那就只是错了。
在老手与“青椒”之间，确实有一道看不见、却很难跨过去的坎儿。老手的名声是现成的铠甲，而“青椒”，却暂时只能赤手空拳。在不容易分清对错的世界里，能让人一望而知的本事，从来都不便宜，而其中最贵的那一种，必然需要最长的时间。
青出于蓝，是你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但这事儿急不得。唯一踏实的路，是在每个环节，把每个任务，都做到极致。
人世间有太多机会只在分秒之间。